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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之困的倫理審視

2018-07-18 15:27:11 來源:健康報
  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以來,因其現實主義題材觸及了社會的痛點,而引發公眾的持續討論。影片的故事原型——3年前轟動一時的“陸勇案”也因此再度成為熱議話題。為此,本期我們特邀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圍繞影片反映的慢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用藥困境,海外購銷仿制藥及其現實“陸勇案”背后所涉及的諸多法律、倫理等話題進行分析、解讀。——編者


  訪談嘉賓

  邱仁宗:我國著名生命倫理學家。目前擔任華中科技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及道德建設研究中心生命倫理學研究所所長等職務。

  記者:電影《我不是藥神》主人公程勇因購銷印度仿制藥被以“非法銷售假藥”罪判刑。盡管辦案警察對程勇和他背后眾多的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以下簡稱慢粒白血病)患者非常同情,但執法機關仍堅持“法大于情”。從倫理學角度,您怎么看待“法大于情”?

  邱仁宗:“法大于情”是對的。但這里不完全是個“情”的問題,而是涉及對這個事情的道德判斷問題,以及有關法律法規是否完善的問題。當法律規定與我們可信的道德判斷不一致時,要想到這個法可能是有問題的。

  倫理學有個方法即反思平衡。在醫療情境里,病人的生命健康應該是第一位的。現有的一些規定如果阻礙了醫務人員對病人生命的搶救和對健康的維護,那就要反思可能這個規定是有問題的,就要進行修改,而不是用它來懲罰老百姓。

  記者:電影中,慢粒白血病患者買不起天價進口藥而從藥販那里買便宜的印度仿制藥,國際藥企為了維護利益而向政府施壓。對于國內患者迫切的用藥需求和國際藥企的強勢維權二者之間的矛盾,有什么解決之道?

  邱仁宗:從倫理學上而言,在所有利益攸關者中,病人的利益、健康、生命是第一位的,藥企的利益是第二位的。藥企不能將自己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凌駕于病人生命健康之上。如果病人因為用不起藥而延誤治療,甚至出現生命危險,這是有悖倫理學原則的。

  解決患者用藥需求和藥企專利權保護這個矛盾,可以通過強制許可推進和鼓勵國內仿制藥的生產。這也是符合國際條約《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的規定。TRIPS不僅規定了長達20年的專利保護期,還規定了強制許可制度,即遇到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的情況時,一國可以啟動強制許可,而無需經專利權人同意強行仿制有關藥物,以應對緊急狀況。我國2008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五十條也規定為了公共健康的目的,允許對專利實施強制許可。

  但是,由于我國相關部門遲遲不實施強制許可,使得老百姓的用藥困境難以得到解決。目前的情形是:一方面大量患者急需救命藥物,另一方面國外藥企有效而昂貴的藥物可望而不可即,而其他國家生產的有效而低價的仿制藥物也得之不易。去年我國兩辦發布的《關于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見》,在TRIPS基礎上對我國強制許可制度進行了完善。第14條規定:“在公共健康受到重大威脅情況下,對取得實施強制許可的藥品注冊申請,予以優先審評審批。”關鍵是我國相關部門要立即執行。印度政府和巴西政府在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們對一些國內急需的專利藥強制許可生產,而且價格非常低,以滿足老百姓的用藥需求。

  記者:電影的結局給人一種希望:慢粒白血病治療用藥進了醫保,國家也出臺一系列政策來保障老百姓的醫療健康權。然而,對于嚴重疾病(包括罕見病)用藥進醫保的呼聲,有反對者認為這樣做的話國家財力承受不了,也會影響普通疾病患者的保障水平。這種說法在倫理學上站得住腳嗎?

  邱仁宗:對于一些嚴重疾病和罕見病用藥是否要納入醫保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能簡單地以患這種病的人數和這種藥的價格來論定,而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評價。同時,我們也要問,是否現在納入醫保的藥都是合理的。到底哪些藥應該進入醫保,可以通過成本-效果比對進行分析比較。比如,對于尿毒癥,目前腎透析已納入醫保,但腎移植卻沒有。事實上,腎透析總的算下來成本比腎移植還高,而健康效果卻不如腎移植好。對于一些給社會帶來嚴重疾病負擔的病,應優先納入醫保。這符合醫療資源和服務的分配必須按健康需要的原則,也體現醫保籌資系統分擔風險的功能。

  我們也不能說是因為醫保錢不夠,或拉低整體人群的保障水平,就把嚴重、罕見疾病排除在醫保之外。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衛生資源和服務唯有根據需要來分配才是符合倫理的;但在資源稀缺時,分配資源就要考慮效用問題,即成本-效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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